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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廖元豪
迩來為了「教師組工會」與「教師工時制」的爭議，人人又開始討論起「老師」應有的角色。否決者與反對者各持己見，爭論不竭。然則，這些爭議其實涉及了最基礎底細的問題：當教師從「經師、人師」逐漸轉型為「專業人員」的時候，我們該怎樣等待他們？
從前的時代，雖然多數老師凡是師範輔導體系出來的，但制度上並沒有靜止的教學動作，也沒有明確的管教界線。有的老師照本宣科，數十年如一日；也有老師能甩開無聊的考試與課本，用人人的知識與熱情，讓學生愛死他的課。
「輔導管教」更是各顯法術。漫畫或電影中那些為學生赴湯蹈火的「極道鮮師」、「麻辣教師」，的確曾出現在現實保管中。即便是畸形的老師，也會用盡各種5花8門的動作：從溫情鼓勵到藤條服侍，用江湖義氣或吃喝玩樂，都有可以。教學、管教，都豐裕顯現出老師個人的風格。當然，對學生好壞徹底視而不見，自顧自的老師也良多。
在那個時代，「當老師」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。當時的社會雖然封閉、威權，但對於老師在工作上的權利義務，大緻上沒有太制式的申請。沒有《輔導根蒂法》與《教師法》，正顯示了那個「豐裕信任」的氛圍——談「法律」多傷熱心？在那樣的結構下，談「工時」、「工會」，甚或「勞動條件」，簡直是淩辱！老師不是拿薪水的雇員、工人，而是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的輔導者。
但是，時代在轉變。在民主化的臺灣，各種權威都逐漸解體。不但是政治領袖在選舉風潮下愈來愈平民化，從前鮮少受到質疑的警察、公務員、軍人，甚至醫師等行業，都不斷承受公眾的檢驗。老師自然也不克不及例外。
許多老師不習慣這種變化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這個時代該有的「分寸」，發現人人動輒得咎。「管也挨罵、不管也挨罵」的情況，天天出現在校園。結果即是老師與學校隻好祈禱人人祖上有德，不要在班上碰上怪咖、事情與怪獸家長。甚至有些優良老師因為不想惹事，反複容忍，卻在某天遽然爆發，變成輿論與輔導局嚴厲評述的「不適任教師」。每當看到這些案件，真是既為法治不彰而難過，又為這些在轉型期「父子騎驢」的老師心疼。
會組成這種大勢，基礎底細的起因，是整個社會（輔導主管機關、家長、媒體、一般公眾）也跟教師一樣，都還沒習慣這種「轉型」。以是，才會一方面拿「現代民主法治」的道理來申請老師，另一方面又等待他們擔任「無私奉獻」的角色。
要曉得，現代社會的老師，就跟醫師、公務員一樣，都隻是在職業崗位上工作的「無限責任勞工」。
他們要遵命「專業倫理」；但相對的，國家社會也要能供應認真工作的誘因與管控制度。沒有人能申請他們「奉獻犧牲」。
然則，我們的社會到現在還在用前現代的思維，要老師「春風化雨」；對醫師等待「仁心仁術」；申請公務員「夙夜匪懈」……以是這些人談待遇、罷工、勞動條件、休假、權限義務範圍，都被當作避讓責任！這種「泛人格卻不講專業倫理與制度」的思考不改，老師們就繼續伯仲無措。
試想，假如老師的「責任」是無限延伸的，那「權利（權力）」呢？家長、社會公眾怎麼能在申請老師不克不及體罰、不克不及罵人、不克不及查抄書包、不克不及沒收書本玩具、不克不及多留學生兩小時、上課要政治中立、記過要有正當按次……的同時，卻還要等待「全人輔導」？還要學校負責管教學生不才課後，對救護車比中指的行為？
更糟的是：在申就教師「守法」的同時，台灣現行輔導法制卻精細不堪。許多規定很是模糊，僅有行政号令的位階，基礎底細不克不及確保「守法老師」豁免法律責任。一旦「失事」，輔導主管機關與學校集體會很快撇清──即便這位老師徹底根據《教師法》與學校訂定的「輔導管教辦法」。自認守法的老師，卻要獨自面對怪獸家長、民代、輿論，甚至法律，真是情何以堪！
總之，人人應該平允些。要老師不計工時、犧牲奉獻，那就不要動輒抗議訴訟找媒體；假如要拿規律制度、社會申請綁著老師，那就不要怪老師斤斤計較權利義務、工作條件。其餘，輔導主管機關應該擔當起修訂規律與宣導的責任；更應在懲處不良教師的同時，力挺、鼓勵部門遵命規律的老師，讓他們免於不當的幹預。畢竟，他們就算不是經師、人師，也還是輔導「專業」工作者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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