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報導,國內博士每年量產3千7百名,和1995年相比,已經有逾2倍的增長。趨勢發展至今,博士的出路問題已經不容忽視。
國科會的資料顯示,國內博士出路艱辛,產業根本無法吸收這股人力,只能靠政府部門提供博士後研究的名額,讓國內博士暫時有個「中途之家」。
教育部再次重申,未來將依學校的研究、教學屬性,嚴控博士班招生,希望從供給面下手,減少國內博士的「盛產跌價」問題。
減招、禁招博士班,不失為供給面的管控手段。但除了量的問題外,品質認可也是另一值得探討的面向。
學歷的供給,攸關人力的品質認可。在碩、博士階段,檢驗的標準包括學分與論文兩個關卡。但不得不承認,台灣的研究所發展至今,這兩大機制早就形式化了。學分取得變成修課儀式,論文口試亦然,師生彼此心照不宣。
學歷輕質重量,與其獨責學院,倒不如說是台灣總體現象的一角。在製造業,台灣專精代工,量產能力遠遠優於研發;而所謂文化產業,「參考」「模仿」無所不在,原著創意寥寥無幾。舉國上下,談升級、說創新,但實際上,膽敢嘗試者少之又少。
從這個角度來講,台灣的高等教育並未如外界所講的與產業出現脫鉤,而是剛好相反,直到大學擴張後,高等教育才與台灣專精量產的業態接軌。早期那種慢工出細活、不計時間代價進行研究的學術手工坊已經關門大吉了,現在是學術生產線的產能全開時代。
台灣的高等教育人力供給一增,就業壓力陡升,最大的癥結在於,台灣的產業代工部門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博士學歷。既然產業技術沒有根本的升級,為何高學歷人力要跟著升級?
於是乎,博士學歷變成兩頭空。想進學院任職,但當量產大門一開後,竟發現要跨過品質門檻愈來愈難;想到業界謀生,則又面臨「高學歷低就」現象。但不管哪一種結果,我們都能看到台灣最典型的現象:「低度就業」。台灣失業率看似不高,但絕大多數都是以「大材小用」的將就方式予以掩蓋,這也是為何台灣的工程師耐操又便宜,國科會的博士後一年比一年多的原因。
恕我們直言,一味遷就產業需求,並不能斧底抽薪解決博士就業問題。更重要的配套,是如何優化台灣的產業結構,擺脫抄捷徑的量產代工思維。否則我們真正該面對的問題將不是博士班是否該減招的討論,而是博士班是否該存在的討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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